毛泽东与君子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君子文化是一朵绚烂的奇葩。
几千年的中华历史就是君子文化的发展史，一代又一代的君子带动、影响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也丰富发展了君子文化。君子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概念，也是中国人独特的理想人格。君子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积淀和荟萃。
位于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的毛泽东雕像
■毛泽东君子人格的形成■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作为受过传统文化思想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润与熏陶。
周恩来曾说：“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毫无疑问，这个土壤包括传统文化。毛泽东谈到自己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时，常以“六年孔夫子”来概括。“六年孔夫子”，是指毛泽东在韶山地区断断续续所接受的私塾教育。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毛泽东在私塾六年打下的基础是不可忽视的。没有这一基础，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不可能博览旧学群书，造就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的。有人对《毛泽东选集》所引古籍书目做过统计，其中除四书五经外，另涉及古籍近百种。彭德怀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闻天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深切把握，正是毛泽东君子人格形成的文化基因。
毛泽东的少年时期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唐家圫文家是文天祥后裔，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庭。外婆家有一间藏书室，藏书包括四书五经、唐诗宋词、百家经典及明清小说等。毛泽东的八舅文正莹开设蒙馆，是毛泽东幼时的启蒙老师。外祖家勤学耕读、忠厚善良的家风，对毛泽东君子人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的日子里，直至老年，毛泽东还十分“敬爱”和“眷念”唐家圫文家。
君子文化浸润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通过家谱、家训等方式，使传统伦理在家庭落地生根，化为家庭成员的做人信条和生活习惯。根据《韶山毛氏族谱》和《韶山毛氏家训家戒》记载，毛氏家训颇严，有家训十则，如“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奋志芸窗”等。还有家戒十则。家训家戒将修身养性、敦品励行置于首位。
毛泽东的父母对他君子人格的形成，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淳朴善良，极富同情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这样回忆并颂扬他的母亲：“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延安时期，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好朋友、着名诗人萧三说自己“特别崇敬母亲，母亲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母亲培养了毛泽东对受苦人民深切同情的社会情感，培养了他厚道宽容的性格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智慧。母亲博爱淳朴的风范，胜于写在经书上的任何一种教条，对少年毛泽东人格品质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和哲人，淳朴、诚实、勤快、踏实、极富同情心……他的这些品质，都可以在其母亲身上找到原型。
毛家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家庭。毛母的责任心表现为公正仁慈，以自己的风范培养儿子仁爱、公正、宽容。父亲毛顺生则以正视现实的勇气，使毛泽东从孩提时代就勇于发挥自己的能力去面对问题，在挫折面前坚韧不拔。而这些都是通过父子之间所谓的“辩证的斗争”实现的。一些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常将毛顺生描绘成一个暴戾、自私、骄横的人，而忽视他的顽强和刚毅。事实上，毛泽东与父亲之间的冲突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严重，他们父子之间还是有很深感情的。后来毛泽东到东山、长沙读书，都得到了父亲的支持。毛顺生吃苦耐劳、性格刚强、爱憎分明等品格，都使毛泽东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毛泽东后来也说，父亲的管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
毛泽东君子人格的形成，还可以追溯到受湖湘地域文化的熏陶。很多材料表明，青年毛泽东在其君子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曾广泛接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生活，对他的一生来说，具有一种思想和人格上的奠基意义。当时的湖南一师，本身就是一所有着浓厚传统文化氛围的学校。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一向强调知行合一和力行的重要性，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杨昌济还在日记中写道：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就读一师时，毛泽东曾广泛接触包括王夫之在内的清初几位大师的学术思想，在“修身”课的笔记中认真抄下了王夫之论圣贤与豪杰的语录。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明确表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历史上，屈原在长达十几年的流放中，有10年左右是在湖南的湘西、溆浦度过的，26首传世篇章中有半数以上是在溆水之滨创作的。屈原、贾谊、范仲淹、王夫之、曾国藩等的文化理念，对湖南人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在《讲堂录》中恭敬地抄录了《离骚》和《九歌》，写了心得、提要，并到屈贾祠、贾谊故居寻访凭吊，激励自己和同学的爱国情感，探求国家、民族的兴盛之道。湖湘文化强调经世致用、经邦济世、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特点，在毛泽东身上留下深刻烙印。
■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论语·子罕》中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说法。王夫之也曾说过：“人苟有志，生死以之。”这个“志”，就是我们说的“理想信念”。君子文化重视理想信念，君子立志，“志不强者智不达”。毛泽东从小就抱有远大的志向。毛泽东17岁时，投考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离家时，他抄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的账本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充分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志在四方的雄心壮志。毛泽东走出韶山，来到东山；走出东山，来到长沙，负笈城南，“立奇志”，“真立志”。毛泽东当时读了一本有关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开头一句便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小册子激发了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1910年秋，未满17岁的毛泽东挑着行李，从家乡韶山冲步行20多公里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目就叫《言志》。校长李元甫看完全文后，由衷赞叹：“我们学校发现了一名救国才啊。”
1917年，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在阅读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写下了1.2万多字的批语，明确表达自己“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的朴素愿望。孟子崇尚大志向，他的“浩然之气”也影响和激励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写道，“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表达了早年毛泽东救国救民的志向。他还在《讲堂录》中摘录孟子的话激励自己，“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面对“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的现状，青年毛泽东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了解各种社会思潮，研究各种理论和主义，极力寻找各种“补救的方法”和“改造的方法”。毛泽东一口气通读了十几遍《醒世良言》，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民族危难之中。他豪迈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有同学说：“我们的‘毛伟人’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嘴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新民学会的好友罗学瓒在信中对毛泽东说：“你是一个有志的人。”
在“诸路皆走不通”的苦闷和求索中，青年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作，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用真理的力量铸就坚定的信念，并满怀激情和必胜信心地预示革命的未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黄克诚曾说：“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正确地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毛主席不知比我们要高明多少倍。”毛泽东在江西的7年，以坚持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使广大党员、红军和群众坚定信念、忠于理想，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中获得了革命自信的力量。
1936年10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1920年春天在北京期间“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时，明确说过：“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他说的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他还说道，自1920年夏天起，“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与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是在长期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过程中，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毛泽东从此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坚定追求共产主义事业。他一生在理论的坚定性和道路的坚定性方面，“一直没有动摇过”。
■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惟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核心理论就是“仁”。“仁”首先是一种“爱人”的情感，其中体现了“爱民”的思想。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民”。
“民惟邦本”的重民思想是湖湘文化中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继承了湖湘文化中的这种“民本”思想，察觉到了人民群众所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并将这一思想凝练升华为“群众路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诚如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所说，毛泽东“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中国抗战秘闻》一书中这么形容毛泽东：“就对他的人民的认识程度而言，和我交谈的任何领导人都比不上他。”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经常告诫共产党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
1953年9月，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段“施仁政”的话。他说：我们是要施仁政的。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对党的干部要求非常严格，希望他们以平等的作风对待群众。在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干部“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决不许可摆架子”。他还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衙门作风、官僚主义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广大干部：“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
毛泽东在陕北窑洞住了十多年。每次从窑洞出来，见了农民他就会问一问，天旱不旱，收成怎样。20世纪60年代初，当毛泽东在中南海手捧着身边工作人员从老家带回的一个黑窝窝头时，一边吃一边流着眼泪，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这个主席做得不好，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没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觉得惭愧啊！
毛泽东晚年常动感情，甚至失声痛哭。他流眼泪同样是因为心怀大爱，心中装着人民，长思人民之苦。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小学教员李庆霖致信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个插队务农的孩子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作为父亲的苦恼和不平。这封来信，使特别关心农民的毛泽东受到很大触动，他看后流下了眼泪。他后来给李庆霖写信说，这封信写得“相当好”，“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1976年7月，重病中的毛泽东得知唐山大地震造成大量人民群众伤亡，损失惨重，放声大哭。
毛泽东心目中的孟子，是“中国古代的圣人”。毛泽东自幼就接受包括四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四书中的《孟子》，是地位仅次于《论语》、篇幅最长的一本书。孟子道义观的基础是以民为本，民本思想贯穿于《孟子》全书。毛泽东一生都重视这个“本”。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其思想渊源之一就是中国优秀传统君子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1938年，毛泽东（中）和周恩来（右）、任弼时在延安
■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
湖湘文化的担当精神与湘人坚韧不拔的意志密切相关。湘人自古“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养成了坚韧果敢、勇挑重担、自强不息的湖湘性格。正因为坚韧不拔，才有了湘人“虽九死其犹未悔”、认准目标“一意干将去”的“霸蛮精神”与“担当品格”。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引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他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在《体育之研究》中也写道：“意志也，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因此，他常常审视自己的意志够不够坚定，也时常自责自己的意志力太弱。1921年1月28日，他在给好朋友彭璜的信中就深刻地检讨自己，说：“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正因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意志力弱，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加强意志力的培养和锻炼。为此，他和同学们经常去爬山、露宿、游泳，在风吹雨打中接受大自然的磨砺。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写道：“他有很好的教养，内部是钢，有坚强的抵抗力。毛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是灵活的，愿意变革和学习，而最重要的，是忍耐——一直到那个转折点上。”这是对毛泽东坚韧不拔、顽强意志品格的精到概括。
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品格，那就是不屈不挠，任何困难都吓不住他。正如他自己说的：“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因此，人们常常以“石头”“骡子”“辣椒”称湖南人。毛泽东乳名为“石三伢子”，“石”概括了他性格中刚毅、坚强的一面。
在革命事业上，毛泽东一生克服了许多困难。从参加建党到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到长征、到陕北，直至“进京赶考”夺取全国胜利，经历了许多的曲折和危险，但他始终矢志不渝，从来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在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历经坎坷。用他自己的话说：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尽管几度沉浮，但他都不曾灰心丧气。毛泽东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把它当作一种磨炼。
坚强不屈的意志，不仅体现在毛泽东的行动中，也表现在毛泽东的诗词中。1928年，毛泽东在《西江月·井冈山》中咏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形势对我极为不利的严峻时刻，“我自岿然不动”，这是何等坚韧、何等坚强。
■亲切平易的崇高风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谦虚是一种美德，是自我修养和内在功夫。中国是礼仪之邦，文明礼仪的核心在于敬畏和谦卑。做谦谦君子，是君子文化独特的人格形象。毛泽东谦虚、亲切平易的崇高风范永垂后世。
1930年，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在郭友梅和范开明两位老先生的帮助下，登门拜访了11位各行各业的人士，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还花了20多天时间深入商店、作坊、集市、田野做现场调查。10多年后，毛泽东还在书中写道：“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
1933年春夏之交，谢觉哉来到了中央苏区，很快被分配给毛泽东当秘书。他回忆：“一九三三年我跟毛主席做秘书的时候，那时烟草十分困难，经常抽树叶。有一次，事务长好不容易弄到一些烟草，分给抽烟的同志，每人一份。我不抽烟，毛主席爱抽烟，领烟的时候，毛主席就说：‘谢胡子，你那份烟给我吧！’事务长没有多给，毛主席也没有多要。”
延安时期，遇到不懂的问题，毛泽东也会向谢觉哉请教。革命家方仲如回忆说：“有一次，为甘肃一件事情，毛主席亲拟了一个电稿，送给谢老征求意见。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写的电稿还要征求谢老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因为谢老办事严谨细致，擅长文字，曾经给毛主席做过秘书，又当过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熟悉甘肃的情况，所以征求谢老的意见就更能客观地符合实际地解决问题，免出差错。”
1941年秋，毛泽东在边区政府办的农业展览会上，专门找到延安劳动模范吴家枣园农民郝光华，向他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后来，他又写信把郝光华请到家中，进一步了解吴家枣园的情况。还有一次，陕甘宁边区的一位代表远道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便借机向他询问乡间百姓的各种情况，对中央制定的政策落实情况和反映进行调查。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与这位农民的谈话，意味深长地说：我跟他聊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我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
毛泽东常常告诫全党一定要注意“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他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他把请来开调查会的干部和群众叫作“我的可爱的先生”，采取“恭谨勤劳”和同志态度，给他们当“学生”，使被调查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农村调查》一书序言的结尾，毛泽东诚挚地写道：“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特地请了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人参加。毛泽东谈笑风生，开场就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课。”平易随和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令专家、学者们感到无比亲切。
1960年3月11日，毛泽东视察长沙汽车电器厂。当毛泽东的身影出现在总装车间门口时，工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岗位上站了起来。毛泽东用手势示意大家坐下，并走上前和大家一一握手。青年工人孙仲保突然发现自己手上有油污——这种油污要用汽油才能洗净。他把早已伸出的手缩了回去。毛泽东看见了，马上紧紧握住孙仲保的手。此事虽小，却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人之热诚，没有一点点官架子。事后，孙仲保逢人就说：“只有人民领袖才看得起咱工人。”
■求真务实的精神禀赋■
湖湘文化力戒空谈虚浮、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的学风，深深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毛泽东求学的湖南一师是有着浓厚实学风气的学校。那时，徐特立手书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赫然镌刻于一师的校门口，成为一师校训的根本和师生的座右铭。
青年毛泽东颇具实干精神。他早年曾参加着名的少年中国学会，参与主持这个团体的李璜曾回忆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周必与毛会晤，会见十余次之后，深深了解到，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干家”。毛泽东曾多次与蔡和森等好友以“游学”方式深入湖南农村了解民间疾苦，以研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还远游到北京、上海等地向陈独秀、胡适等名流学者求教。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形成的这种重实际、重实干的学风，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20世纪40年代，他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既是对重力行、重践履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实干精神体现在深入群众中去，与群众一块儿苦干实干、艰苦奋斗。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对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也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陕北及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身先士卒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带头开荒种地、缴纳公粮，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作出了表率。
要做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心目中就是要有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乐观主义精神。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说：“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发表讲话时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1957年6月13日晚，毛泽东把胡乔木和吴冷西叫到菊香书屋，就如何加强《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工作进行研究。他说，工作中会遇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碰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毛泽东掰着手指头说，“这‘五不怕’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还必须敢于讲真话，“去伪存真”。毛泽东批评华而不实、脆而不坚的人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他在中共七大上号召，“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不偷”，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不要把马克思的东西偷作自己的东西。“不装”，就是不要弄虚作假，不要“猪鼻子插葱，装象”。“不吹”，就是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把一说成十；而是一就是一，十就是十。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在信里提出了6个问题，其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勇于自我批评的鲜明品格■
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自我批评”思想。孔子在强调修身的时候谈到要从自身做起。他提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伦语·学而》记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三省吾身”即自我批评。自省是中国传统批判文化的一个精髓，是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调控的过程，即通过省察自己的言行而进行自我提高、自我塑造的过程。古语曾经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毛泽东把这些思想进一步提炼、深化，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通过一连串生动的比喻，首次将“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明确地提了出来。
早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注意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复信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就各自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不足作了深刻、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自我批评来说，毛泽东剖析说：“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功夫几乎全废。”就批评来说，更是列出了彭璜身上存在的十大缺点，毛泽东对彭璜的批评直接而不留情面。毛泽东认为：“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党的建设。他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1945年8月，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檐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泽东答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提出，领导干部“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甚至要“强制地省察自己”，“多想自己缺点”。1962年1月至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人，共7000多人。这是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指出：“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次会议让很多人“出了气”，也推动了全国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专门讲到自己的错误问题。他说：“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毛泽东自我批评的真诚、谦逊和向人民负责，主动承担责任、勇于修正错误的气量，让曾在蒋介石手下工作的张治中“万分感动、万分钦佩”。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是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主要内容。而自我批评，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特别是儒家“克己修身”这一君子人格追求的继承和超越。